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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巨资游说美国政界,谷歌、苹果们图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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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12-19 17:33:51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巴里·林恩曾在位于华盛顿的智库新美国基金会工作,15年来致力于研究谷歌、脸书等科技公司权力的崛起。他说其中的14年一切都“很不错”。这周,他却被解雇了。所为何事?他认为,基金会最大的投资方之一谷歌对他的研究不满意。他呼吁包括谷歌、脸书和亚马逊在内的科技巨头该像垄断企业一样受到监管。

泄露的邮件表明,基金会担心林恩的批评不利于未来融资。基金会主席安妮·玛丽·斯洛特在其中一封邮件里写道:“我们正处于努力拓展与谷歌关系的关键时期……可你竟然损害融资。”

斯洛特否认解雇林恩的原因是他批评谷歌。可谷歌母公司Alphabet及执行总裁艾瑞克·施密特,从1999年起向新美国基金会捐资,至今达2100万美元,说没有关系就颇令人费解了。有几年,施密特还担任过该基金会主席,一间主会议室就叫作“艾瑞克·施密特创意实验室”。

向智库投资是美国强盛行业左右政界决策者的一种方法,他们在距离白宫四分之一英里之处的华盛顿K街安营扎寨,那里是知名度稍逊的政治权力大本营——游说集团的活动中心。

除智库外,K街上还有油嘴滑舌的公司代表、受雇的喉舌和宣传团体。游说者成天游走在国会议员之间,确保法律法规维护他们的个人利益。

当大银行和药业巨头在华盛顿展示经济肌肉时,作为新生力量的硅谷早已后来居上。过去十年间,美国五大科技公司涌向华盛顿的游说资本比华尔街多出一倍。谷歌、脸书、微软、苹果和亚马逊去年花了4900万美元在华盛顿游说,现在硅谷总裁们有了一个运转良好的旋转门,政府高级职位他们亦可来去自如。

科技公司同国会山关系并非一帆风顺。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全盛时期,微软积累了大量财富,在个人电脑软件领域占据了巨大的市场份额。尽管是世界上最大的公司之一,个人电脑软件的先驱几乎不同华盛顿往来,1997年只花了200万美元游说。

但公司不断扩大的规模和所谓的垄断行为导致克林顿政府对其进行审查,这是不满于微软的竞争对手煽动的,包括Sun Microsystems、IBM和一个叫作Novell的公司。第二年,司法部起诉微软利用Windows操作系统实施垄断,排挤IE浏览器,损害竞争对手利益。

经过多年法律诉讼,微软不得已准许竞争对手让软件与Windows系统兼容。拖延日久的诉讼也让微软伤痕累累,公司做生意更加谨慎,不再那么咄咄逼人。因此,苹果、谷歌等竞争对手的业务得以发达起来。这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给了硅谷巨头们一个惨痛的教训:玩政治不可或缺,否则华盛顿会让你不好过。

此事也给艾瑞克·施密特后来的管理风格造成了一定影响。作为Novell总裁和Sun Microsystems前任总裁,他非常希望瓦解微软。2001年受雇为谷歌总裁时,他就以该事件引以为戒。在他领导下,谷歌在游说政界方面加大投入,和国会山决策者交朋友,影响他们决策。

2003年谷歌仅花了8万美元游说,现在它的母公司Alphabet的投入远超其他公司。仅2017年上半年就花了950万美元,2016年投入1540万美元。2013年,谷歌租下面积55000平方英尺的办公楼,和白宫面积不相上下,那里距国会大厦不到一英里。

不只是谷歌,脸书、亚马逊、苹果和微软等公司曾因不愿奉承政策制定者而寸步难行,如今它们不断向华盛顿砸钱。

“他们给华盛顿左右两党的游说者砸钱。”伊利诺斯州大学传播学教授罗伯特·麦克切斯尼说道,“同共和党聊天,硅谷富翁、总裁们都是自由论者,与呼吁解除限制的科赫兄弟是一伙人。但同民主党搅和在一起后,就变成了吸食兴奋剂、同性恋权利的狂热支持者。”

科技巨头花这钱不只为进入华盛顿最有利的党派中,他们要保护其垄断寡头地位。他们最担心的是,正在酝酿的反垄断行动会带来威胁,或任何会导致高税收、改变网络中立性及隐私的因素。

尽管施密特今年1月份的时候说特朗普会做“坏事”,但这些担忧不得不让支持奥巴马医保法的他向特朗普屈膝。6月,施密特话锋一转,称赞特朗普政府“创造了大量新机会”。

对此,最近出版的《雷厉风行:脸书、谷歌和亚马逊是如何把文化和民主逼入绝境》一书作者乔纳森·塔普林说:“政治不过是这些人的交易罢了。”

软实力

除了已广为人知的直接花钱游说,硅谷还通过隐晦的“软实力”左右政策决策,影响大众。比如资助智库、研究机构和贸易协会,他们游说政府或影响舆论。

“真是个混淆视听的世界。”一位华盛顿内部人员说道,他曾供职多家硅谷公司,包括微软和脸书。他补充说:“这些智库都发白皮书,说监管会摧毁市场。”

投资数百万美元举办活动也是巴结政客、谋求影响力的法子,比如今年八月初,谷歌在西西里西南部秘密举办了为期三天的会议,商界领袖坐私人直升机(或超级快艇)会聚一堂,同艾玛·沃森、西恩·潘、哈里王子及艾尔顿·约翰爵士会面。会议寄望各界精英共商全球问题、政策及互联网未来,却置身于觥筹交错以及浴疗服务间。

硅谷主管还有一道“旋转门”,可以轻松获取政府职位。“问责运动”数据显示,谷歌有183名员工曾在奥巴马时期的联邦政府工作过,另外,从谷歌离职的员工中,现在也有58位在华府谋取职位。

鸡汤品牌

这些公司颇具影响力,品牌形象也不错,如谷歌口号为“勿为恶事”,脸书是“让全世界更紧密相连”。

“与华尔街相比,他们为了让人们用不同眼光看待科技,在公关上做了很大努力。”旋转门项目主管杰夫·豪瑟说道,“这就是为什么人们保持幻想,觉得他们是为人类谋福利的天才怪咖。”

事实上,这些公司绝大多数都是由美国最精明的商人运行。

“你可以问一下Snapchat员工Kumbaya有什么感受。”塔布林说脸谱无情地克隆和山寨竞争者们的创意,“硅谷的科技公司们,想干掉谁,就干掉谁。”

塔普林说,这些公司对同性恋权利、多样化及移民持开放态度,但其领导、投资人是自由论者,它们对国家政府的影响表示怀疑。“他们觉得民主不利于资本主义,所以监管越少越好。”塔普林补充道。

硅谷之根

90年代互联网刚开始发芽时,硅谷互联网公司绕开法律监管,破陈出新,快速发展。网络空间没有边界,与现实世界不相干,不受规则管制——科技自由主义基于此理念形成的。电子前线基金会1996年发布《赛博空间独立声明》,言辞尖锐地批评了政府干预行为。电子前线基金会创始成员约翰·佩里·巴洛写道:

“工业世界的统治者们,你们这群血肉钢铁组成的无聊巨物,我来自思想的新家园——网络空间。我以未来名义,要求归属过去的你们不要来干涉我们的自由。我们不欢迎你们。我们聚集之所,你们并不享有主权。”

科技公司发展得益于比尔·克林顿的自由市场观念,通过对互联网公司实施宽松的税法,创造了一个数字化自贸区。

由于政府不插手干预,一种新型数字资本主义形成,“赢家通吃”得以在全世界数字经济领域盛行:谷歌搜索独领风骚,脸书社交一骑绝尘,亚马逊网络零售称霸全球。盈利越多,就可以投资建立专用设施,如数据中心,获得更多的用户数据,改善算法,收购竞争对手,甚至是山寨竞争对手。这反过来让企业规模扩大,获得无人企及的优势。

硅谷科技公司觉得用户来去是自由的,因此不认为自己是垄断企业。

“竞争发生在点击鼠标之时。”迈克尔·贝克尔曼说道。他为互联网协会工作,该协会代表着谷歌、亚马逊、脸书和推特。“如果你不喜欢某项服务,换一家就好比逛另一个网站或使用另一个应用一样简单。”贝克尔曼2007年曾在《卫报》发表题为《MySpace会丧失垄断地位吗?》的文章,说明互联网用户的权力快速消逝。在鼎盛时期,MySpace有大约1亿用户,现在脸书是它的20倍。

“科技公司不认为自己是垄断企业?完全是一派胡言。”麦克切斯尼说,“我觉得,任何靠谱的经济学家,除非是艾茵·兰德式的疯子,否则肯定会认为他们是垄断企业。”

过去,欧洲监管部门一向不太理睬企业游说。认识到这些科技公司扭曲市场的能力后,欧洲监管部门也采取一系列法律措施,对科技公司严加限制,如调查了苹果、亚马逊的纳税情况,给苹果开了130亿欧元的税单,给违反数据保护条款的脸书开罚单,因为脸书收购“网络信使”后,获取了用户信息。今年六月反托拉斯案达到高潮,谷歌因在搜索结果中非法突出自己的服务,被欧洲重罚27亿美元。

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和欧洲得出相同的调查结果。长达160页的调查报告称谷歌的行为损害了消费者利益,破坏网络搜索和广告市场的创新发展。有人强烈要求政界发起反托拉斯诉讼,可政界对此完全置之不理,任由谷歌调整搜索结果,却不受制裁。为何如此,外界并不清楚。但不容忽视的是,谷歌花了2500万美元游说华盛顿。

监管与创新

许多人不同意塔普林的观点,他们把欧洲对硅谷的压制视作反美歧视和霸权官僚主义的体现。霸权官僚主义扼死了欧洲的创新能力,无法产生自己的科技巨头。

例如,贝克尔曼把硅谷的飞速发展归功于美国宽松的监管。“我们现在看到的成功互联网公司,几乎都是在美国成立发展的,这是有原因的。”这种想法根深蒂固,甚至1998年比尔·盖茨如此评价个人电脑:“没有政府干预,这太棒了。”

可硅谷科技公司的高管们似乎忘了,公司正是靠政府干预和公款发展起来的。没有政府干预,根本不会有谷歌、脸谱这些公司。

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开始,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向科技巨头依赖的突破性技术和长期研究投入大量资金,其中包括资助斯坦福研究院,将其打造成地区创新和经济发展中心。该研究院有许多发明,比如第一代全磁数码电脑、鼠标和早期互联网。

苹果手机里的每一项核心技术,包括全球定位系统、蜂窝通信、互联网、微芯片和触摸屏,都离不开美国政府及军方的资金支持。谷歌搜索引擎算法是美国国家基金会资助发展的。

麦克切斯尼说:“互联网总是被说成由前卫的企业家创造,其实那完全是联邦政府的杰作。”

政府也通过三个影响巨大的反托拉斯案,在打破科技行业垄断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IBM主导主机电脑市场时,政府一直诉状,要分离其硬件和软件业务。最终,IBM准许其他公司生产的软件在IBM电脑上运行。于是微软趁机崛起,但最后微软也不得不面对反托拉斯起诉。这又为谷歌创造了机会,于是才有了艾瑞克·施密特那番话。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游说人说:“艾瑞克·施密特深谙‘游戏之道’,明白反托拉斯案让美梦终结。”

转折点

尽管华盛顿企图控制当代科技巨头的努力几乎毫无作用,但是情况马上就会发生改变。民主党人已经把反托拉斯作为接下来四年的议程重点。议员伊丽莎白·沃伦在六月的演讲中说:“是时候按泰迪·罗斯福说的做了——重拾反垄断的大棒。”

去年六月在新美国基金会巴里·林恩组织的活动上,沃伦也说过类似的话。 当时谷歌、亚马逊、脸书被称为“消灭竞争”的工具,甚至共和党人也提议,既然他们已成为了日常生活的必需品,就要像公共设施一样受到监管。

但华盛顿压制谷歌的兴趣日增时,有人质问这些措施能取得什么效果。毕竟,欧洲的巨额罚款并未改变谷歌的统治地位。

“除非你有某种单边途径监管互联网,否则这不过是做做样子。”华盛顿内部人员说,“阻止谷歌了吗?是的。律师能靠此大赚一笔吗?是的。但却改变不了市场。可随着人们逐渐意识到问题所在后,如假新闻、个人信息滥用及自动化同失业、逃税间的关系,公众舆论会发生转变。”

麦克切斯尼说:“在经济萧条和不平等加剧时,这些科技公司拥有庞大的经济政治资源很难变现。”他曾说当下的经济状况与科技公司的某些业务有着内在关系,“如果未来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抢了人们的饭碗,人们对新世界的热情就减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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